李升恒：追忆盛澄华教授

－ 未名湖畔杂忆之一

老同学黄龙(他80年代到香港后,用原名黄向明,我们都未习惯,仍叫他黄龙)发起要写有关未名湖的文章，我勉强答应了，但迟迟未能动笔，想不出该写什么好？他一再打越洋电话来催，实在推辞不掉了。近日来我在五柳村网站上看了一些老校友写的回忆文章，这才引发我决定写这篇追忆。

我是五五年八月底从大连市来北大的，上的是俄语系，就跟黄龙同一个小班，他在文中说他是五五年西语系，显然是记错了。我们是五五级俄语系的同学，从这年起大部分文科都由四年制改为五年。但两年后转入西语系法语专业，五年之后，即62年毕业后才各自走上工作岗位，我同他在未名湖畔一起生活、学习了长达七年之久。

记得刚进西校门的那一刻，心灵为之震动，这不是到了皇宫般的花园里了吗？这就是我要上的学校吗？校门口接待站的老师叫住一位路过的高个子同学，让他带我们这几位从大连同来的新同学去俄文楼报到。那个带我们的同学皮肤很白，看上去似乎有点外国血统，不过口音倒是一口道地的北京话。他推着一辆自行车，一路上向我们介绍办公楼，大图书馆，上一个坡就到了南、北阁，然后就到了俄文楼，旁边是临湖轩，那里是从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处，现在是校领佳节又重阳导接待外宾的场所。一路上所见就同在公园里所见差不多，到处是亭台楼阁、草坪、花丛和树木，令人心旷神怡，这不就如同在画中游吗？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绘的大观园也不过如此吧？

从进校门之后，七年之中我一直生活在校园内，俗话说：“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正是这样，开头一段时间还觉得湖光塔影，垂柳花丛，十分新鲜，日子一久，慢慢地就看得淡了。反倒是毕业之后，离开了那个优美的环境，有时倒很怀念，尤其离国二十多年之后，岁数大起来了，往往却回忆起当年未名湖畔的一鳞半爪。

我在燕园这么久，约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经历的事情也可算不少：56年的“向科学进军”，57年的“反右”，58年的“反右补课”、“大炼钢铁”、参加修十三陵水库和“科研大跃进”；59年的“反右倾”，接着是参加修密云水库；60年下半年全班去十三陵公社下放，61年春节才回校，62年就毕业了。在如此多的人和事中，令我常常想起的当然不少，但叫我最不能忘，而且觉得不吐不快的却也不多。

北京大学的传统是“兼收并蓄”，学术上自由。当时各系的名教授极多，因为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北大的理科和文科各系，除了原来的人员之外，还增加了合并来的人员，真是所谓人材济济。光说文科各系，最突出的如哲学系，每年招生仅数十人，全系学生百余人，而教授予却有四十多位，都是原来全国各高等院校的著名教授，都是教授唯心主义哲学的，调整之后全调到这里来了。又如俄语系，人数不多，曹靖华先生是系主任，李毓珍（笔名余振）先生是付主任，还有魏荒弩、田宝琦、龚人放教授等人。我在大连一中上高中时，喜欢文学艺术，天天不停地看世界名著，上课却不太专心，除了俄文、史地等之外，别的都不大管。跟一位兴趣相同的同学谈起来，他说著名俄半夜凉初透国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先生就在北大俄语系当主任。他还说俄语系上课讲苏联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历史，用的是“联共人比黄花瘦党史简明教程”的俄文原版…..等等。我们俩暗暗决心将来一同投考北大俄语系，就是冲着曹靖华教授去的，我们对俄半夜凉初透国大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的作品爱不释手。希望将来当文学翻译。后来我居然考上了北大俄语系。当年北大新生第一次超过两千人，而山海关外东北地区的考生要经过批准才能报考关内的几所名牌大学，这年北大录取的关外学生仅八十人。

就在俄文楼里俄语系的迎新同学展览会上，陈列着许多作品和手稿，最吸引我的便是曹靖华先生当年在苏联翻译的绥拉菲莫维奇的小说《铁流》手稿，是曹先生用自来水笔在直排的方格稿纸上书写的，上边还有鲁迅先生用毛笔对文稿的修改，我站在柜旁仔细观看，久久不肯离去，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两年之后，由于各地俄文院校办得太多，学生也招得太多，人材过剩，毕业生分配不出去。马列主义编译局局帘卷西风长陈昌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大谈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俄语系的低年级学生中引起很大不安。后经校方批准，我们班有六个人转学到西语系法语专业57级，从俄语学院转来5人。

那时，西语系是英、法、德三个专业，每个专业不足百人，我们这个大班二十余人，分为两个小班，每班十余人，上课时做练习机会较多。英语专业师资力量最强，有教授十余人，讲师也有多人，还有不少助教。法语专业其次，教授不到十人，几位讲师，一些助教。德语专业好像仅教授三人。法文的教授中有原来北大的，也有从清华合并过来的，再就是由中法大学合并过来的人数较多。教授们绝大多数都是留学归来的，有的在国外留学时间还很长，许多都获得过学位。

这些老师大多数都教过我。给我留下不错的印象， 而其中印象最深，令我现在不得不写一点怀念文章的便是盛澄华教授。他是浙江萧山县人，就是从杭州乘火车过了钱塘江大桥不远的一个大站，现在改为杭州市所属的县级市萧山市。我那时只知道北京的南货店里有萧山萝卜干卖，就是那地方的土产。

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是五八年，面还没有见过，先从西语系所在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楼所贴的大字报上知道了他。说什么他不肯教课，只想研究，写论文，这样好多拿稿费。另外，还有写他要同他妻子离婚，而追求年青的女子。连他如何对那女的说，不怕年岁相差太大，按法莫道不消魂国的标准，男方年岁加九岁，除以二等于女方年岁正好。把这些话都写到大字报上去了，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印象如何，是可想见的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算得了什么呢？他要离婚是同他妻子感情不好了，他要追求什么人，别人有什么权力去干涉？

除了上述的大字报之外， 还有更令他为难的便是他同法莫道不消魂国著名作家纪德的关系。他翻译过纪德的几本名著，同纪德本人相识，并且相交很深，1947年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安德烈﹒纪德》，全面介绍和评价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而纪德在1936年访问苏联回来之后，却写了“反苏文章”。这样，解放以后盛澄华先生的处境就可想而知。

盛先生个子不高，面孔很尖而瘦削，带一付眼镜，四十岁上下，胡茬子满嘴。他来给我们上课，是采取座谈方式，全班十来个学生同他坐在一起，像聊天似的，启发式的教学，大家觉得收获颇大。我个人对他的印象渐渐好起来了。

那时，大跃进造成了物质供应的全面紧张，除了粮食定量缩减，蔬菜供应少，肉食当然就更少。日用百货也缺，而对于我们吸烟的人则是更紧张。盛先生这样烟瘾大的人，一天两包香烟（每包二十枝）都不够的人，买又买不到，合作社里来一点香烟，一下子就卖光了，等他听说有烟卖，跑到那里排队，总是空手而回，实在令他难熬。有一回来上课，上了一堂课，休息十分钟，我便拿出购得的香烟（都是很差的：蜜蜂牌六分钱一包，“一枝笔”大约八分；“勇士牌”画着武松打虎的形象，稍好一点：一毛一分；至于什么“前门”、“恒大”、“飞马”和“哈德门”等等，都是两毛上下的，早就很难见到了。）点起来抽。这时盛先生实在烟瘾大得忍不住了，走过来向我要一支烟，我赶快把整包递了过去，他点燃一支，把剩下的递回给我，我说：“就送给您吧！”他忙说不好意思，我说我还有办法，宿舍里还有一包。他便不客气地收下了。以后每次上课休息时， 我都送烟给他，他若有烟时便不抽我的，若没有时便点燃一支。如此习以为常。

后来，60年9月初，我们西语系的四、五年级学生全体下放劳动，五年级英、法、德三个班和四年级我们这个法语班下放北京西北郊十三陵公社泰陵管理区，我们班就在泰陵大队，而同年级的英、德两个班则下放北京东郊通县的宋庄公社，那里是北大的农村基地。

我们所到的泰陵大队，是明朝弘治皇帝的灵寝所在，陵墓西南近处有一个村庄，四周有土墙围起来，99户人家， 四百余口居民，算一个大队，居民多为明朝当年建陵之后守陵人的后代，有四百多年了。村里以刘、田、陈等姓居多，贫农，下中农居多数，中农有一些，上中农有几户，富农则只有一户，而户主是个老道，他这个老道是可以结婚生子的教派正一派的。

我们都被安排住在贫下中农家，我和当时的班主人比黄花瘦席杨元华同系主任冯至和盛澄华教授四个人住在一位姓陈的下中农家。这家夫妇四十多岁，有几个孩子，他家室内和院子都收拾得比较干净，一看就是干活十分麻利的人。我们四人住在进院处的一间单独屋里，室内就是一铺炕，上面铺着半新的炕席，要睡四个人显然有点拥挤，因为冯至先生比较矮胖，我也较胖，盛先生很瘦，杨元华也较瘦，所以勉强挤下了。

放下铺盖，就要学八路军的传统，为房东挑水和扫院子。杨元华就去拿大扫帚扫院子，其实院子扫的干干净净，完全不用扫，他还是在地上划来划去，为扫而扫了一番。我在这时先去把一条扁担和两个洋铁皮做的水桶挑起就向外走，女房东忙出来说，水缸都是早上刚挑满的，不用挑了。我连忙说，再挑一担吧！向外快步走去。冯、盛两位先生也忙跟着我去到村外坡下百余米的井台。石砌的井台不小，旁边还有洗衣的地方和牲口饮水的石槽，井里水面不太深，可用辘轳打水，打上水后我挑起来快步流星地往回走，冯、盛两位教授连忙在后边追赶。但怎么也追不上，我把水挑到厨房里，缸中果然还较满，这担水如果全倒进去，肯定会装不下而流出来，我就把两桶水放在水缸边了。走出厨房他们两人才赶到。此后就是我和杨轮番去挑水，两位老师抬一桶，磕磕绊绊抬到家，一桶水也就剩半桶多一点了。我们叫他们不必去抬水了，由我们包了，他们哪肯答应？说劳动锻炼是不能由别人代替的。

当时，全大队有一个食堂，这在当时被看成是人民公社化的主要成就之一，说是解放了妇女生产力，她们再不要围着锅台转了。全大队都在这里打饭回家吃，只有我们北大的师生在食堂里吃饭。每天是窝窝头，熬白菜或蒸茄子加大蒜。有时我们师生去采摘一些白薯的藤叶，放在开水锅里一煮，加点盐，还是不错的菜汤，吃起来有点像菠菜汤。

前边我说过盛先生买不到香烟时的窘态，到了这时不同了。还没下放时，上边发给高级知识分子的副食补助证已经下来，讲师级和干部科级可以每月购买一些黄豆和食糖，所谓“糖豆级”，而教授级和正处级以上干部，可以每月买一些猪肉和鸡蛋，还有就是高级香烟，即带锡纸包装的香烟，都是些从未见过的什么“锦鸡”之类的牌子。这个级别称为“肉蛋级”。两位老师在住处抽烟时，也请我抽一支，我再三推辞之后，有时也抽上一支。盛先生总是说，我那时买不到烟难熬之时，你支援过我……冯先生也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战败之后，物资奇缺，有的女人为了香烟而牺牲色相，当时见了这种消息还不能理解，现在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过了两三个月后天气冷了，分散在各村的老师们都集中到另一个村子去了，所以冯、盛两位老师就不再同我们住在一起。而我们也因要烧炕取暖，收缩了几个住宿点，集中到剩下的几个点去了。我们搬到村中心一处大房间里，同一个单身老光棍贫农住到一起，他那个炕由我们烧煤取暖，向学校报销，每天晚上开会，有时白天开一下午会，全班都集中在这里。

到了快年底时，传来北大校内也吃代食品的消息，才知道粮食供应已相当紧张了。因为我们在乡下是同公社社员一起吃同样的伙食，早就在玉米粉中加其它代食品了，例如加白薯藤，玉米棒子的叶和芯，和一些榆树皮以及后来的大量杏树叶等等。没想到城市里也开始吃代食品了。而且在校学生中有较多的人脚和小腿开始浮肿。有一天从公社方向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从车上走下一位大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带一幅金丝眼镜，身穿藏青色呢子制半夜凉初透服，双肩披着一件海军呢大衣，颇有点派头。我们都不认识他。陪同来的小干部于是把我们北大师生召集在村口，听“崔雄昆教务长训话”， 这时我们才把这位延安老干部、原校党委付书记同现在的教务长联系起来，就是他呀？他先向大家问好，代表学校领佳节又重阳导来慰问大家。接着他口气一转，说什么要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看一切问题，要以物质为基础，按热量办事。我们吃的东西不够多，就要搞好劳逸结合，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我们一听，感到同从前的口气大不一样，从前要求大家苦干、实干、大干、特干！

从那以后对我们的劳动要求不那么严格了，每天大家吃两餐饭，早餐吃玉米面加杏树叶的窝头，饭后差不多十点钟才去上工，主要是提着篮筐去山上杏树林中采集杏树叶，下午三点钟一过就回来，把杏树叶交到食堂的仓库。这就是我们将要吃进嘴里的代食品。下午四点钟开饭，吃的是玉米粉杏叶稀饭，一人一小盆，晚上睡八个钟头，要起床多次去小便,最多的高达七次。如何做窝头呢？把干干的杏叶放进开水锅里煮一阵，叶中的单宁就留在水中，成了黑汤，把杏叶捞起来放在竹筐中，抬到村外井边，用水冲泡一夜，黑汤慢慢差不多成了清水，就可以把洗好的杏叶抬回食堂，放在案板上剁成碎末，再加玉米粉拌匀，做成窝头，其大小是一个二两粮食的窝头相当于四两甚至半斤窝头的大小，当然吃到肚里就可以把肚子骗饱了。几个月代食品吃下来，把我的痔疮害苦了，我本来就有不太严重的内痔，这时长期便秘，每次上厕所，比女人生孩子还要难。后来回城之后的暑假期里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用中西医结合的挂线疗法，才根治好了，迄今四十多年没有重犯过。

盛澄华教授去另一村后，只要全体下放师生开大会就能见到他，而这种机会倒是相当多，每个星期总有两、三次，因为要加强知识分了的思想改造，就要多开会，虽然每次发言的内容重复的多，那还是照讲不误。而同这些老师们一起开会，还常常有些有趣问题提出。例如：英文教授李赋宁就提过一些颇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我现在先略过去，以后有机会再说。盛先生这时多半是不提什么怪问题，我想是因为他的辫子已经够多了，不再给人家增加什么把柄了吧？我们一见面总要互相问候几句，互相间都很关心，究竟我和他是在一张小炕上滚过几个月的，互相能够体谅。

我问他们的主要劳动是干什么活？他说主要是积肥。就是这批老教授每人提一个粪筐，拿一把小铲子，看见路边无论什么粪便都拾到筐中去，然后集中到生产队的肥堆上。这是照顾老先生们的体力。后来他们发现，路上并不能拾到多少粪。最有收获的是等在牛栏和马厩门口，因为里面的粪便是属于队里的，不要你去拾，牛马放出栏到山野去吃草时，一出门到了外边就屎尿一齐哗哗而来，尤其是牛群拉稀屎的多，掉到地上叭叭地溅得到处都是。这时我们的这批老教授就勇敢地冲上前去，冒险着鞋袜和裤脚溅满稀牛屎的危险，赶快把这些宝贵的肥料舀到筐里来，这样获得丰收的战果。

春节前夕，我们全体师生胜利返校。新学期开学后盛先生仍教我们。有时候下课时，他对我说，晚上没事的话，去我家里坐坐！我忙答应好。有时我独自一人， 有时也约了别的同学到燕东园他家去聊天。这燕东园是从前燕京大学建校时建的教授宿舍区，都是两层的小洋房，一栋小楼住两家，一户朝东一户朝西，各户都有底层和楼上，院子也很大，树木很茂密，是十分好的住宅区，去年我去北大时，这一片都不见了，全盖成几十层大高楼了。 我真不懂那些搞城市规划的人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把中国的大大小小城市都建成了一个模样？看不出一点地方特色来？也许搞规划的人会觉得冤枉，这不是他们所能决定得了的，有权的人要拆什么盖什么就自己拆了，盖了新的。燕东园大概就是这么拆了，盖了高楼了。

我到盛先生家多次，他夫人有时也出来打个招呼，送来一些茶点招待。这便是他后来的妻子，年纪比他小一些，据说是他后来去老家萧山娶来的，对我们很客气。据说是位剪裁师，这个职业在那个时候是属于劳动人民，如果到了现在就可能成为时装设计家，下海的话，可能成为“大腕”也说不定呢，真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我去他那里谈得多了之后，他也不把我当外人， 也谈过一点法莫道不消魂国留学的情况，不过有关同纪德的交往他还是基本没谈过。 我八十年代来巴黎后，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梁宗亨先生，他是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的本家，著名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教授梁宗岱先生的弟弟。他30年代在巴黎留学时正好和盛澄华先生同学，还曾同住一处。后来一直留下来，迄今六十多年了。梁宗亨先生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的，便向我打听盛先生，我简单向他谈了一些盛先生的遭遇，他听了之后感到不可理解，他认为这样一个好人，这样用功的一位学者，怎么竟会落得如此遭遇，而深为惋惜。

盛教授有关他自己的一些情况,也对我谈过一些, 例如：他抗战胜利之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刚刚三十岁上下，住在教授宿舍区洪深教授的住宅后边。洪深是戏剧家，著名的进步教授，一些进步学生常常进进出出，这就引起国民党当局和特务学生的注意。有一天晚上，一批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来洪深家搜捕一名学生领袖，洪深教授不准他们进去，发生了激烈争吵，四周邻居都闻声出来观看。盛先生就跑去劝阻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行凶，然而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人多势众冲进屋内绑走了那名学生领袖。盛先生义愤填膺，同洪教授一起据理力争，但被捕者终被带走。盛先生对我说：“那时我年青气盛，觉得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这样抓人不对，凭着小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知识分子的义愤，就在全校教员中领头发起罢教，随即受到大家响应，第二天全体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要求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局放人。”一下子上海各报社闻讯来采访，他们又发表声明。几天之内上海各界都纷纷声明支持，声势颇为不小，后来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局不得不放人，师生们的罢教、罢课获得了胜利。这时有一位盛丕华先生向盛澄华先生发来一份请柬，请他去某大饭店赴宴，他觉得很奇怪，他并不认识此人，虽然他二人姓名只差当中一个字，他想了想，还是没有去赴宴。 直到几年后上海解放了，他看到报上有这位盛丕华先生的名字，是一位工商联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一个有名的资本家。 他估计那时是地下党想通过盛丕华出面来同他取得联系。但他当时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个人的义愤，并没有其他背景。

不久之后，盛澄华在校内感到有些压力，有人议论他是不是同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有什么关系？洪深找到他说，要他设法离开复旦，离开上海，去北京清华大学教书，洪深可以介绍他去清华。而盛澄华自己觉得这样也好，既可以离开上海复旦这个是非之地，而且他原在留学法莫道不消魂国前就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回自己的母校很好。这样他便回到了清华。很快，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的序幕。后来又开始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北京城被包围，清华园在49年初被解放，盛先生这时极其兴奋，清华园里的学生们积极要求参军参干。北京和平解放之后，要组织南下工作团，盛先生便报名参加了该团。该团团长是王幼平，几年后他担任过中国驻柬埔寨大使。49年7月武汉解放后，南下工作团来到武汉，盛澄华先生这时成了接管武汉大学的军代表之一。

过了些时，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之后，盛先生来到北大任教，写过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例如我就读过他写的有关法共作家路易﹒阿拉贡的评论，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的。他的思想那时是很进步的，有复旦大学领佳节又重阳导罢教和当武汉大学军代表的光荣历史，他已入了党。但是后来却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我并不很清楚这个经过，也不知道根据什么理由。因为他从不谈此事，我也不便问，而且我自己只是个普通学生，政治面目是个普通“群众”，而且是颇为“落后”的群众，当然就更不知道教师党支部怎样决定的。

我62年毕业之后去外文出版社工作，后来改称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较忙，又接着几次下放：去山西襄汾丁村下放劳动，回去后过了一年又去宁夏西吉参加“四清”，接着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开始，后又去干校一年多。所以这段时间没有回过母校，也没有重游未名湖，更没有去看过盛澄华先生。不过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北大的大致情况我还是知道的。

我在宁夏四清时，有一天去西吉滩公社开会，就听工作队队部的一位女干部告诉我，说你们北大出事了，今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说，北大校长陆平等执行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反动路线，**学生运动，已经被撤职等等。我当时吓了一跳，等到下午宁夏日报和人民日报送到公社，我抢着看了消息之后，更是吓了一大跳。我觉得我印象中的北大校长兼党委帘卷西风书记陆平是个非常“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大左派”，怎么他还“右”了，那么就该更加“左”才是，那怎么得了呢？我就想北大的老师们大概要倒霉了，其中当然包括盛先生。

我四清结束后回到北京，正赶上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的一月风暴，到处都是造反派夺权。北大也分两大派，但我一直没有听到关于盛先生的消息。到了后来知道北大许多师生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去了，听说盛先生也去了，具体情况怎么样，不得而知。直到最后，才听说盛先生在那里去世了。我听后十分震惊，多方打听，仍不甚了了。只是说：他独自一人在乡下，年纪也大了，身体又不好，似乎从前也患过胃溃疡。劳动很累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里是江南，无所谓冬闲。一年四季都有农活干，又是水乡，要下水田。而且那一带是血吸虫疫区，外文印刷厂的一些工人去北大“支左”（即支持革莫道不消魂命左派），有一些工人师傅带队下乡，我就认识一位年青的排字女工，在那里工作差不多一年，因患上血吸虫病，只得提前回来了。

据说盛先生在那里有一天上午病倒了，肚子痛得很，呻吟不止，当地的医务人员束手无策，提出送南昌城里的医院，但当时没有车，只得用担架抬上走，走到公路上好不容易拦了一辆拖拉机，将担架抬上去，一路颠簸着前进，送到医院时据说已经没有气了。一位大学教授，著名的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研究专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后事如何安排的？后来有没有开过追悼会？对他的一生做过什么评价？向家属做过什么交待？我均没有听说过。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不知有哪位校友听说过，或者比较了解情况的，请写下来，或者写信告诉我。我在文后将附上电子邮件地址，请来信告诉，不胜感激！

对盛先生同纪德的交往和他在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上的成就，我在北大上学时，所知甚少，前面已经说过，仅知道一点就是盛先生解放初期学会了俄文，为的是有助于他对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的研究。他在五十年代还出版过一本《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简史》，不到一百页，是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这一条目的全文翻译成中文。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的简史，对我们那时的学习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我退休之后翻阅过一些书籍，其中有涉及到法莫道不消魂国作家纪德的，才得知盛澄华先生与纪德的交往的确很深，关系非同一般，他对纪德的了解和研究也是很深的。盛澄华先生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通过美国人温德教授的课程《纪德》认识了纪德的作品，便如饥似渴地读纪德的书。35年他到法莫道不消魂国留学后，花了几年时间通读了《纪德全集》，并且做了“1313页蝇头蟹文的笔记”。对纪德的作品这么用功，即使到今天只怕也没有人能够赶得上。

他还翻译了纪德的《地粮》、《伪币制造者》和《日尼微》等书和一些论文，都出版了。他翻译这些作品都是吃透了原作之后，所以他对纪德的理解是很深入的。

他到巴黎之后结识了纪德本人，二人过从甚密，成了忘年之交，时有书信往来。后来他发表在书中有13封纪德给他的信，纪德多次提到想来中国旅行，其中较晚的一信中说他自己患了心脏衰弱，“我真担心从此不能不放弃游历中国的愿望。我深悔当年生命充沛时错过了这机会！我来中国和你重聚的快乐正与我对你的深刻而忠实的友谊并增。我保存着我们相识以来你的全部信扎，而你对我的一贯同情是我一生中认为是最珍贵的。”盛先生与纪德如此熟悉、亲密，对他的理解就不是一般研究者可以达到的了。

盛澄华留学回国之后很久的1947年，纪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盛澄华就出版了“纪德研究”专集，共有9篇文章和两个附录，这些文章大部分从前发表过，而其中水平最高的当然是《试论纪德》，长达六万字，长达117页，他说：“文中材料取自读纪德全集时所作的1313页笔记，作为一本小说的译序，也许长得荒唐；但比较说，这是我论纪德的文字最花力气的一篇。”

纪德是二十世纪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是法莫道不消魂国现代作家中最充满矛盾而又最富于变化的人物。他出生富有的资产者家庭，先信新教，后又改信天主教，还是男同性恋者，写作了许多影响大的小说，到了1930年又赞同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他的转变受到左派的热烈欢迎。他还说：“为了保证苏联的成功，如果需要付出我的生命，我会立刻献身。”他发表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说和文章，担任反纳粹大会的主人比黄花瘦席，到柏林去要求释放德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领袖台尔曼……

1936年纪德以苏联国宾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了高尔基葬礼,并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回法莫道不消魂国之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说他仍然信仰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却又描写了苏联的普遍贫困，商店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卖的，工人生活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多，人们缺乏独立思想。他说他仍然拥护列宁和托洛茨基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十月革莫道不消魂命，却否定了斯大林领佳节又重阳导的苏联整个社会。左派说他诋毁苏联，右莫道不消魂派指责他根本不该去苏联。盛澄华教授是真正了解纪德的思想与为人的，他认为纪德从理性与理想两条大路跑向苏联，后来还是循理性与理想两条路跑出苏联。纪德真正关怀的并非苏联和共人比黄花瘦产义本身，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正因为过去他以苏联作为理想与幸福的代表，苏联才在他心目中占据如此巨大的位置；同时也正因为他发现苏联并不能代表他的这种理想，他才迫切地觉得有发表那本《从苏联归来》的必要。我们现在经过了六十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当时的苏联和后来的苏联的真莫道不消魂相我们也了解得比较多了以后，纪德的看法和盛澄华的解释，恐怕就未见得完全不对了吧？一个外国作家对苏联有自己的看法就应该一棍子打死吗？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家，在上世纪40年代末，当纪德还健在之际，写出了一本材料丰富翔实，立论准确而充满个性色彩，论证严密的《纪德研究》，是相当不容易的，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恐怕还没有人达到这个水平，就是纪德的本国同胞中，达到这种水平的纪德研究者也是不多见的吧？

盛澄华先生去世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他故去时年龄还不到六十岁，如果假以天年，他可以多做多少事？其实他故去前的十多年中也没有多少机会做他想做的事，如果那时有祥和的环境，让他做他愿意做的研究工作，该可以做出多大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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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升恒1937年生于长沙，祖籍湖南岳阳，55年考入北大俄语系，57年转入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62年毕业后分配在外文出版社人民画报法文组工作。81年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法兰西文学系留学，并获艺术硕士文凭。84年来法莫道不消魂国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翌年获深入研究文凭（DEA），85年在《欧洲时报》任翻译、记者、编辑， 91－97年参与创办法文月刊〈丝绸之路〉任主编，后因经费困难停刊，后仍任《欧洲时报》编辑，直到2003年退休。联系电子信箱：li.shengheng@neuf.fr